狭义比例原则要求冲突的利益在可能的范围内最优化的实现。

然庄生虽未体之，言则至矣。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，郭象法理学的时空方位，就可以得到一种立体化的阐释。

譬如，他们都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理解自由，他们都认为国家对公民的干预、强制越少，公民的自由就越多。世以乱，故求我，我无心也。如果能够获得斯民的赞誉，那就意味着得到了民心。这样的圣人不依赖、不诉诸于任何外在条件。朱熹的理解是：为政以德，则无为而天下归之，其象如此。

显然，郭象不能认同或者所代表的观点。故主上不为冢宰之所任，则伊吕静而司尹矣。郭象及其思想几乎就是一个分光镜，可以折射出古今中外多种思想的曲折幽深之处。

但是，郭象的观点却是：圣人之心，无所谓安与不安，圣人之心完全顺乎百姓之心，圣人之心与百姓之心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。密尔在1859年写成的《论自由》一书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具有很大的影响，堪称西方19世纪中叶的时代精神说明书这就是圣治的自由取向在治国原则、治国方式层面的含义。譬如说，根据黑格尔的论述，自由与法具有特别的关系：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，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。

天地以万物为体，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。故一身和则百节皆适，天道顺而本末俱畅。

圣治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可以称为精神要素或心理要素，那就是，圣人要以无心的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来治理国家、治理天下。因此，圣治就是圣君之治。成玄英对此还有进一步的疏解：夫人禀性不同，所用各异，自有闻言如影响，自有智昏菽麦，故性之能者，不得不由。这些关于德的解释表明，郭象反复致意的无为而治，既是一种道家的观念，更是一种儒家的观念，反映了儒道两家的一种政治共识与法理共识。

因而，郭象的这段注，虽说‘尧以不治，治之，而它和‘或者的观点（实即庄周的原意）的不同，就在于他强调的是‘治之，而‘或者强调的是‘不治天下。相反，圣人要尽可能尊重每个人的个性、禀性，保障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、禀性，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。郭象在此批评的惑者，在汤一介看来，其实就是庄子所代表的观点：虽然郭象说，庄周不是从大小的相对性上来取消大小的差别，而其实庄周的相对主义正是从这种大小之辩立论的。由此说来，所谓魏晋玄学，倘若可以分开来看，那么，魏之玄学可以由王弼来代表，晋之玄学则不妨由郭象来代表。

那么，为什么是圣治？圣治的构成要素是什么？为什么可以把圣治作为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？对于这样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，可以从多个方面予以分述。因而，只有像尧那样的圣人及其所代表的圣治，才足以代表内圣外王之道，才可以昭示国家治理唯一正确的方略，才是通往文明秩序唯一正确的道路。

《列御寇》篇中的原文仅仅指出，圣人有所安，也有所不安。故存而不论，以贻好事者矣。

据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，孔子有一句名言是：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在《庄子注》全书中，郭象反复叙述了无心对圣治的决定作用。听起来民之德似乎玄远而抽象，其实民之德就是民之衣食及其耕织，这是最基本的民生，也是民本的底线。这里的圣人，虽然是指孔子而不是指君主，但孔子毕竟享有素王之尊，虽无天子之位，却有天子之德。在不治与治之之间，治之是目标、是结果，不治是手段、是方式。这就是说，圣治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民心为本。

这就是孔子作为圣人的自由。五声不乱，孰应六律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凡此皆变朴为华，弃本崇末，于其天素有残废矣。

这样的自我期许见于郭象关于《天下》篇（同时也是关于《庄子》全书）的最后一条注文：昔吾未览《庄子》，尝闻论者争夫尺棰连环之意，而皆云庄生之言，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也是一种在肯定中隐含了否定的评价。

所谓大者至足也，故秋毫无以累乎天地矣。秀子幼，其义零落，然颇有别本迁流。

早在郭象之前，民本思想就已经形成了悠久的传统。在本书中，我们将把此一状态称之为自由的状态。那么，像尧那样的圣人，他们是如何产生的？郭象的回答是，像尧那样的圣人是天生的，是自然形成的。事之不可废者，耕织也：此天下之所同而为本者也。

朱熹解释说：随其心之所欲，而自不过于法度，安而行之，不勉而中也。按照这样的界定，自由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权力干预个人的限度问题。

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，此之谓也。成玄英所说的无待圣人，就是无待之圣人，亦即郭象所说的至德之人。

然庄生虽未体之，言则至矣。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，郭象法理学的时空方位，就可以得到一种立体化的阐释。

譬如，他们都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理解自由，他们都认为国家对公民的干预、强制越少，公民的自由就越多。世以乱，故求我，我无心也。如果能够获得斯民的赞誉，那就意味着得到了民心。这样的圣人不依赖、不诉诸于任何外在条件。

朱熹的理解是：为政以德，则无为而天下归之，其象如此。显然，郭象不能认同或者所代表的观点。

故主上不为冢宰之所任，则伊吕静而司尹矣。是以见形以为己异，故谓圣人亦必勤思而力学，此百姓之情也。

在此需要注意的是，作为圣人治国原则、治国方式的自由，绝不是圣人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恣意妄为，从法理上看，那不仅不是自由，反而是站在了自由的对立面。但是，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法理学，君主不仅不是圣人，反而是需要防范的对象，因而，君主及其代表的国家权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与约束。